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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宵节，又称上元节、元夕或灯节，时间是每年农历正月十五，这是一年之中第一个月圆之夜，而“正月”又称“元月”，“夜”又称“宵”，因此正月十五即被唤作“元宵节”。
元宵节是中国最有影响力的传统节日之一。新年伊始，大地回春，佳节的夜晚，天上圆月高悬，地上彩灯竞放，人们欢聚一堂，赏花灯、吃汤圆、猜灯谜、放烟火，笑语欢歌，其乐融融，表达着对新春的展望与期许，企盼来年幸福安康、平安顺遂。
为元宵节灯会制作的童子抱鱼吊灯（清） 故宫博物院藏
一说源于道教，在道教理念中存在“三元”之神，即天官、地官、水官三神。《云笈七签》卷五十六载：“夫混沌分后，有天地水三元之气，生成人伦，长养万物……”并以正月十五为“上元”，即天官圣诞之日；七月十五为“中元”，是地官圣诞之日；十月十五为“下元”，为水官圣诞之日，此后人们便把正月十五也称为“上元节”。
一说源于佛教，即东汉时期随佛教传入中国，是佛家在新春元月举办上灯法会的衍变，“十三上灯，十八落灯……”僧众信徒在寺前秉烛，张灯敬佛，表明佛与人的心光相互辉映。
以上关于元宵节源起的两种说法，皆来自宗教信仰，而第三种说法则来自帝王皇家。
相传西汉初期，吕氏一党密谋叛乱，最终被朝廷平灭，随后即位的文帝刘恒便以正月十五作为纪念之日，以后每年此日夜晚，汉文帝便出宫游玩，与民同乐，正月十五的元宵佳节也由此产生。
到了汉武帝时期，司马迁更定历法，创建《太初历》，并于汉武帝元封七年（公元前104年）正式颁布，其中规定以正月十五祭祀天帝“太乙神”，并于黄昏举行燃灯盛典，通宵达旦，这便是元宵节张灯结彩的源起。
《史记》曰：“汉家以望日祀太一，从昏时到明，今夜游观灯是其遗迹……”《史记乐书》记载：“汉家常以正月上元祭祀太乙甘泉，以昏时夜祀，至明而终。”明代刘侗、于奕正所著《帝京景物略》中也有记载：“张灯之始也，汉祀太乙，自昏至明。”
由此可见，关于元宵节的起源，有史料佐证的汉代祭祀“太乙神”之说最为可信。而无论是否源于佛教“上灯法会”，抑或道家“三元之说”，有一点毋庸置疑，这两种传承千年的宗教体系对于元宵节的普及推动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使其在民间有了广泛的群众基础，再加上皇家自上而下的倡导与推动，使元宵节逐渐成为中华民族数千年来最重要、最盛大的节庆之一。
古代中国是有宵禁制度的。最早记载宵禁的是《周礼·秋官司寇》，“掌夜时，以星分夜，以诏夜士夜禁，御晨行者，禁宵行者、夜游者”。宵禁令的实行，主要是为了维护统治，维持治安，防止盗窃、失火等。汉代之时，朝廷设有执金吾的官职，西汉时执金吾的权力很大，担负京城内的巡察、禁暴、督监等任务，掌北军，宵禁也归执金吾掌管。光武帝尚在民间时，曾说“仕宦当作执金吾，娶妻当得阴丽华”，原因就是执金吾的权力很大。
宵禁也有例外，元宵节就是法定的例外。“元宵不禁夜，自汉始”，在元宵节那天，被称为“金吾不禁夜”，官方会破例取消夜禁，称为“放夜”，普通百姓得以肆意狂欢。
隋唐时期，元宵节已成国俗大节，大街小巷张灯结彩，到处花团锦簇，灯光摇曳，满城灯火宛如点点繁星。
唐朝大诗人卢照邻曾在《十五夜观灯》中写道：“锦里开芳宴，兰缸艳早年。缛彩遥分地，繁光远缀天。接汉疑星落，依楼似月悬。别有千金笑，来映九枝前。”
大唐神龙元年元宵之夜，神都洛阳仿佛天上的街市，幻化为悬浮于浩瀚夜空的灯火之城。殿阁宫城、广场山丘，处处五彩缤纷。山形的彩棚高达30多米，巨型灯轮有60多米高。诗人苏味道作诗《正月十五夜》，描述了神都洛阳元宵夜的盛况，“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暗尘随马去，明月逐人来。游伎皆秾李，行歌尽落梅。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其中首句便是成语“火树银花”的出处。
而晚唐诗人李商隐的《观灯乐行》则描绘了长安城元宵夜灯山人海的盛世图景：“月色灯山满帝都，香车宝盖隘通衢。身闲不睹中兴盛，羞逐乡人赛紫姑。”
自古每逢节日必有假日，汉代在元宵节放假，唐代也不例外。盛唐之时，元宵节已经有了三天的假期，“上元三夜灯之始，盛唐也。玄宗正月十五前后二夜，金吾弛禁，开市燃灯，永为式”。唐朝的韦述在其著作《两京新记》中也有记载：“正月十五日夜，敕许金吾弛禁，前后各一日以看灯，光若昼日。”也就是在唐玄宗时期，正月十五以及前后两夜，民众可彻夜游乐，赏灯庆祝。
唐朝的城市管理实行“里坊制”及“宵禁制”，国都长安也是如此。与汉代相比，唐玄宗的“放假”政令更进一步，由此把元宵佳节也真正推向了高潮，可以想见整个长安星月交辉，火树灿烂，花灯竞放，人们寻亲访友，结伴出游赏灯，真真的是“金吾不禁，玉漏无催”。《朝野金载》记载：睿宗先天二年（713年，即玄宗开元元年）正月十五、十六、十七日，在安福门外做一巨型灯轮，高达二十丈，上边缠绕五颜六色的丝绸锦缎，用黄金白银作装饰，灯轮悬挂花灯五万盏，如同五彩缤纷、霞光万道的花树一般。同时，让“宫女数千人，衣罗绮，曳锦绣，耀珠翠，施香粉”，在灯轮下轻歌曼舞，还从长安万年县选少女妇人千余人，在灯轮下踏歌三日。
《雍洛灵异小录》记载了灯会盛况：“灯明如昼，山棚高百余尺，神龙以后，复加俨饰，仕女无不夜游，车马塞路。”甚至有的人被挤得悬空而起，“有足不蹑地浮行数十步者”。唐代出现这种灯节盛况与当时生产力发达、社会富庶的经济基础是分不开的，加之都城长安人口百万，是当时世界上最大、人口最多的城市之一。富庶的封建经济使奢靡的社会风俗得以发展，加之封建统治者的提倡，更使元宵节盛况空前。
这里提到了“仕女无不夜游”，也就是平时深居简出、“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女子们此时也梳妆打扮，相约出游，赏灯观景。“别有千金笑，来映九枝前”，在璀璨灯火的映衬下，她们也成了长安城内一道妩媚动人、靓丽多姿的风景线。
《太平春市图》（局部）描绘了乡村欢度春节的情形 丁观鹏绘 台北故宫博物馆藏
到了宋朝，元宵佳节更加深入人心，这个文艺气息十足的王朝将元宵节假期继续增加，在唐朝“正月十四至十六”的基础上，增加了“十七、十八”两天。“上元五夜灯之始，北宋也。乾德五年，太祖诏曰：朝廷无事，年谷屡登，上元可增十七、十八两夜。”南宋时期又将正月十三日也纳入进来，《析津志辑佚》载：“上元六夜灯之始，南宋也。理宗淳祐三年，请预放元宵，自十三日起，巷陌桥道，皆编竹张灯”。
六天的假期，良辰美景，佳期如梦，日日欢愉，夜夜笙歌，娱乐了大众，助推了经济，也许这便是千年前大宋王朝的“黄金周”吧。
在宋词中自然也少不了对元宵佳节的描绘，其中两首最为脍炙人口。其一是欧阳修的《生查子·元夕》：“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不见去年人，泪湿春衫袖。”整首词表达了作者在元宵佳节中，虽灯火璀璨依旧，却不见故人的哀婉神伤。
第二首是辛弃疾的《青玉案·元夕》：“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这首词作于南宋淳熙年间，虽然通篇描绘了元宵之夜满城灯火、歌舞升平的绚丽场景，但也表达了作者对半壁江山沦丧，自己上下求索、报国无门、壮志难酬的愤懑与无奈。
元代的统治者是北方游牧民族，但入主中原后也承袭了中原汉族的部分节庆民俗，在元末北京志书《析津志辑佚》中，我们也看到了关于元宵佳节的描述：“正月皇宫夕节，瑶镫炯炯珠垂结。士宝漏灯旋曲折，龙香热律吹大簇，龙颜悦……镫月交辉云翳绝，尊休彻天街，是处笙歌咽”。“车马纷纭于街衢、茶坊、酒肆、杂沓交易至十三日，人家以黄米为糍糕，馈遗亲戚，岁如常……又于草屋外悬挂琉璃葡萄灯，奇巧纸灯、谐谑灯与烟火爆杖之属。自朝起鼓方静，如是者至十五、十六日为止。”“宫中有世皇所穿珍珠垂结灯，殿上有七宝漏灯。三宫灯夕，自有常制，非中外可详每元会圣节及元宵三夕，于树身悬挂诸色花灯于上，高低照耀，远望若火龙下降。树旁诸市人数，发卖诸般米、甜食、饼、枣面糕之属，酒肉茶汤无不精备，游人至此忘返。”
以上描绘了元大都的灯节全景，从灯月交辉的皇宫大内，到车马纷纭的市井民间，从高低照耀的诸色花灯，到昼夜鸣响的烟火爆杖，再到无不精备的酒肉茶汤、甜饼枣糕……大都异彩纷呈的上元节景，延续了唐宋的盛况。
明代的元宵佳节发展到了极致，这依然归功于皇家的倡导与政令的实施。
相比盛唐的“三夜灯”、北宋的“五夜灯”、南宋的“六夜灯”，大明王朝竟然开启了更为夸张的“十夜灯”模式，规定每年自正月十一日起，至二十日，全国放假，万民同乐。
《万历野获编》中记载：“永乐七年正月十一日，钦奉太宗文皇帝圣旨……朕即位以来，务遵成法，如今风调雨顺，军民乐业，今年上元正月十一日至二十日，这几日官人每都与节假……民间放灯，从他饮酒作乐快活，兵马司都不禁，夜巡者著不要搅扰生事，永为定例……”此后，明朝的元宵佳节便一直实行十天假期的规定，这也是中国历史上最长的元宵假期。
超长的假期，自然也会引得诸多文人士子撰文作诗记述佳节图景。明代著名画家、诗人唐寅便作诗《元宵》：“有灯无月不娱人，有月无灯不算春。春到人间人似玉，灯烧月下月如银……”
万历名臣张居正也作诗《元夕行》，描绘了北京城元宵夜女子相约赏月观灯的场景：“今夕何夕春灯明，燕京女儿踏月行。灯摇珠衫张华屋，月散瑶光满禁城。”
还有一些史料文章，描述了明代元宵节“走桥、模钉儿、跳百索”等诸多风俗。《帝京景物略》记载：“八日至十八日，集东华门外，曰灯市……妇女着白绫衫，队而宵行，谓无腰腿诸疾，曰走桥。至城各门，手暗触钉，谓男子祥，曰摸钉儿。击太平鼓无昏晓，跳百索无稚壮，戴面具耍大头和尚，聚观无男女……”其中“走桥”之俗最为重要，因为古人认为过桥渡河可以禳除灾祸，走过三桥，便可保一年中灾祸远离、百病不侵。
市井民间热闹非常，大内皇家自然也有诸多盛况，尤其当时最著名的“观鳌山灯”。据《皇明通纪》记载：“永乐十年正月元宵，上赐百官宴，听臣民赴午门外，观鳌山三日，自是岁以为常。”文中“鳌山”，指的是将千百盏彩灯缚扎一体，堆叠成山，形似大鳌，故称“鳌山灯”。这是皇家特有灯景之一，其外观规模不逊于一座恢弘的楼宇殿堂，可谓“灯景巨无霸”，明宣宗朱瞻基曾写诗描述：“鳌峰万叠排云起，火树千枝赛月明”。
实际上，早在宋朝就有关于鳌山灯的记载，南宋文学家周密在其著作《武林旧事》中记述：“一入新正，灯火日盛……及宣德门、梅堂、三间台等处临时取旨，起立鳌山……禁中尝令作琉璃灯山，其高五丈，人物皆用机关活动，结大彩楼贮之……龙凤噀水，蜿蜒如生，遂为诸灯之冠……上乘小辇，幸宣德门，观鳌山”。文中提到的“宣德门”为北宋汴京宫城正门，当时的“鳌山灯”就搭建在这里，由此可推知明朝在午门前搭建“鳌山灯”，大概也是大宋旧制的延续。
一座辉煌壮丽、如梦似幻“鳌山灯”，必定工艺复杂，花费靡贵，民间自然少见。因此，明朝皇帝特许臣民百姓到午门赏灯观景，以示皇恩浩荡、君民同乐。
在明代宫廷绘画《明宪宗元宵行乐图》中，便可看到“鳌山灯”的画面。这是在皇宫内搭建的一座“鳌山灯”，每层都悬挂形状各异、亮丽斑斓的彩灯，其中在二三层间还挂有苏飞、李尚、左吴、雷被等“淮南八公”的形象，在三四层间则有铁拐李、汉钟离、吕洞宾、何仙姑等“八仙”形象，整座“鳌山灯”制作精美、流光溢彩，甚是壮观。
而这只是一座小型“鳌山灯”，据说午门前的最高可达十三层，气势恢宏、巍巍如山，但如此灯火密集的庞然大物，自然也成了火灾的隐患。明代著作《万历野获编》中记载：“鳌山灯火，禁中年例，亦清朝乐事，然也有最出意外者。如永乐十三年正月之壬子，鳌山火发，焚死多人，都督马旺亦与焉。”在清代编修的《明史》卷二十九中也有记载：“（永乐）十三年正月壬子，北京午门灾。”两段史料同时指向了永乐十三年（1415年）正月十三日的夜晚，北京午门前“鳌山灯”失火，现场多人被火烧踩踏而死，伤者无数，当时负责治安的都督同知马旺也殉职身亡。这场“鳌山灯灾”是元宵佳节两千余年历史上为数不多、有案可稽的火灾之一。
公元1644年，满清王朝定鼎北京后，对于元宵节的相关习俗也是全盘承袭并有所发扬。每年自腊月二十四日开始，紫禁城内所有主要宫殿便开始挂起各式各样的宫灯，直至第二年的二月初三为止。
在《清代宫廷文化通史》中有记载：“乾清宫前安万寿灯十六盏，大小灯一百二十八盏；乾清门挂灯五盏；日精门、月华门各挂灯一盏；两廊檐回廊挂灯一百二十盏；栏杆挂灯一百九十四盏；御花园中也同时安灯。”这些灯种类丰富、形态各异，包括四方挂灯、六角挂灯、葫芦挂灯、圆式挂灯、菱形挂灯以及鱼灯、树灯、千叶莲花灯等，它们悬挂在各大宫阙楼阁、亭台廊榭中，把整个紫禁城装扮成一座千灯万彩、美轮美奂的梦幻世界。
而这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便是在乾清宫前安设的万寿灯与天灯。《清宫述闻》中记载：“总管内务府大臣率员役由乾清门举灯竿进，安设天灯于丹陛下左右，安设万寿灯于丹陛上左右……其万寿灯自树竿后，日悬绣金字宝联十六幅。”
由于这两种灯体量巨大高耸，故每年安设都颇费人力，乾隆皇帝曾写《立天灯》诗，绘声绘色地描述了当年架立天灯时的场景：“金龙护柱长数丈，四柱撑如巨灵掌。彩灯左右列丹墀，万寿灯明丹陛上。年年腊月二十四，缚架悬灯声扰攘。百夫举柱齐用力，一一都听铜锣响。灯上联书细金字，惟乞岁岁登丰穰。瑶宫乐事与民同，从识太平真有象”。
2019年，故宫博物院相关团队以《奏销档》及《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等宫廷档案为参考，几经努力，最终复原了天灯与万寿灯，并于春节期间竖立在了乾清宫前，让广大民众可以一睹当年皇家天灯的盛世容颜。
历经两千余年的延续与发展，元宵节成为中国民间最为重要的节日之一，代表着人民对于阖家欢乐、幸福生活的企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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