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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帝祭祀古已有之，不止汉族政权，少数民族政权同样祭祀黄帝，清代尤甚。清代为何祭祀黄帝，黄帝在清代皇家祭祀中地位如何?作为民族始祖的黄帝起于何时?
拜祭黄帝究竟应该在陕西还是在河南?这一争议最近爆红网络，使得人们重新关注“拜祭黄帝”这个话题。其实，拜祭黄帝，自古有之。历史上的大一统政权中，不独汉族政权公祭黄帝，少数民族政权也从不缺席这一活动，其中清代尤甚。清代一方面承前朝之制，设黄帝神像于帝王庙中，皇帝多次亲临致祭;另一方面常派专员致祭黄帝陵寝，规格隆重，一般是三年一次，若遇特殊事由，随时致祭。那么问题来了，清朝为什么要隆而重之得祭祀黄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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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传统历史叙事中黄帝有多重面相：他既是神灵，乃五方上帝之一，又是肇启文明的人文初祖;既是开启帝系之始的人间帝王，又是擅长医学、纺织等各类发明创造的上古版爱迪生。然而，黄帝作为“华夏族始祖”却并非古已有之，而是晚近不断形成构建出来的。
不少历史学者认为，黄帝作为汉民族始祖这一形象的发展形成并深入人心是在晚清。如孙隆基认为，将黄帝视为民族始祖并予以崇拜的做法，在中国自称“天下”的大一统时代是不可想象的。只有受到近代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中国开始寻求民族叙事的构建时，为民族竖立一位始祖才有意义。孙隆基将这种观念的来源追溯至王夫之。
身逢明清易代的王夫之在《黄书》中反复强调严守民族疆界的重要性和正当性，其实严守民族疆界的实质即严守夷夏之防。他认为恰恰是黄帝界定了华夏的畛域，判别了夷夏，正是通过对黄帝的别样书写，隐微地表达了对满族统治朱明江山的不满。至于晚清，尤其是二十世纪之后，革命党出于“保种”与“排满”的需要，从这一思想资源出发，加以阐释发挥，最终确立了黄帝作为汉族始祖的形象。然而黄帝作为汉族始祖的形象也并非一成不变，辛亥革命之后，推翻满清政府的任务已经完成，出于团结各民族的需要，在官方的叙述中，黄帝已经不再仅仅是一个民族的始祖，而是全体中华民族的始祖。
晚清之前，黄帝几乎不具有什么民族主义色彩，王夫之等学者的只言片语也难以形成太大的影响，清朝统治者祭祀黄帝丝毫不用难为情。但是不妨进一步追问，在清代的国家公祭中，黄帝既然不以民族始祖的形象出现，那么主要以哪种形象出现呢?
首先，黄帝是作为历代帝王中的一员而出现的。明清之前有些朝代在祭天时会配祭黄帝在内的五帝，黄帝被视为五方上帝之一，是超越的神灵形象;但明清两代祭天时已不再以五帝从祀，而是将黄帝供奉于帝王庙中，与其他杰出帝王代表一同受祭，此时黄帝更多的是以历史人物的形象出现。到康熙年间，皇帝下令，除了那些历史上无恶不作的帝王外，其他帝王一律庙祀;乾隆皇帝更是将入祀的皇帝增加至一百八十八人。与黄帝同处一庙的，就不仅仅是杰出帝王代表了。
另一方面，黄帝是作为“师”的形象出现的。《清史稿》记载，康熙二十四年，在文华殿以东建传心殿，专门供奉“师”。有皇师、帝师、王师、周公、孔子，而轩辕氏(黄帝)在这里是作为三皇之一出现的，自然是皇师之一。
其实，黄帝的这两种形象——“帝王”的形象与“师”的形象，包含了“治统”与“道统”两种文化资源，清代皇帝祭祀作为帝王的黄帝，实则是通过这种庄严的国家仪式与历史想象接续治统，彰显政权的合法性，表明其自身是整个漫长皇帝谱系的延伸。在传统想象中，新政权对前朝帝王的公祭，是对历史的某种继承，更是帝王之德的宣示，最终形成政权的合法性。而清代皇帝祭祀作为老师形象的黄帝，则表明其对传统德性的尊重，对教化的重视，其潜台词是世俗帝王完全可以是道德之师，治统、道统可以合二为一。
然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清代虽然非常重视黄帝，但远远没有达到二十世纪人们对黄帝的崇拜热度。清代对黄帝的祭拜是隆重的，但又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隆重。
在《清史稿•礼志》对帝王庙的描述中，黄帝并非名列第一，而是排在了伏羲与神农之后，这明显是采用了古代三皇的排列顺序。在清代对历代帝王的祭祀中，黄帝不一定是地位最出类拔萃的。我们比较现存清代祭祀黄帝的祭文与祭祀明太祖朱元璋等其他帝王的祭文，发现不少文辞类似，黄帝所享受的祭格并未比朱元璋高多少。清代皇帝在祭拜禹陵与明太祖陵时，都曾用过三跪九拜这一最高礼节，对黄帝的规格也绝无可能超过于此。在清代，帝王庙的规格也是渐渐升高的，最初庙宇的覆瓦只是青绿琉璃瓦，到乾隆年间重修才改成规格更高的黄瓦。因此庙中包括黄帝在内的诸位帝王，在清代统治者心中也并非一直就是至高无上的。作为“师”，黄帝也不是最杰出的。比如，康熙皇帝祭祀传心殿时，行二跪六拜之礼，而祭孔子庙庭时，则行三跪九拜之礼。
当然，黄帝也不能等同于一般帝王。如明代建帝王庙时，就规定排在黄帝之前的伏羲和神农的神像不用冠冕，因当时尚无冠冕之制，而按此顺序黄帝则是第一位冠冕帝王。冠冕即文明，在明清历史叙事中，黄帝虽不是排位第一的帝王和老师，却在某种意义上是帝王中的文明初祖。所以，清代公祭中的黄帝没那么重要，但又没那么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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