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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成公十三年》
作为绵延五千年的礼仪之邦，中国自古重视礼法传统，而礼制结构中最为重要的部分之一，便是祭祀活动。
伴随礼的实践不断发展，中华先民们也越来越重视作为礼度重要体现的祭祀活动。
我国古代的祭祀活动在正式建立体统之后主要被分为两个部分：
其一是根植于民间的祖宗祭祀活动，以祖先神明作为主要的祭祀对象。
其二则是由国家上层、政治首脑主要主持的天地祭祀活动，以社稷神明，阴阳天地作为其最高信仰。
二者相辅相成，贯穿中国古代礼制文化发展的始终，其中的很多礼节、思想，至今仍对华夏民族的子孙们产生着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
中国自古以来所推崇的祖宗祭祀，其本质是一种人格神崇拜，即：将祖先的魂魄视为一种人格化的特殊意志，并认为该特殊意志能够判断善恶、且自有喜厌。
人格神崇拜伴随宗族家庭概念的不断完善、大聚落的逐渐拆解，于夏商西周时期逐渐兴起；而在对于家族祖宗的人格神崇拜出现之前，我国最早的神灵信仰及由此衍生出的最早的祭祀活动，均植根于自然神崇拜。
所谓自然神崇拜，即祭天，祭地，祭祀图腾生物或自然天象。我国原始时期最古老的自然崇拜活动是以太阳为图腾，进行的生殖崇拜和避免天灾的太阳崇拜，
尽管具体的祭祀活动已罕少史料，但遗存至今的神话传说，如“九足金乌”、“夸父逐日”等均向我们展示了古代先民朴实的自然崇拜心。
中国自古便是一个农业国家，农之根基则在于土地，于是地祇信仰与社稷神崇拜便逐渐从传统自然神崇拜中脱出，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并逐渐有了独立的祭祀规制和尊奉仪式。
以巫师为祖的商朝是中国古代历史上著名的迷信王朝，商人对于鬼神的尊奉更是达到空前的地步，商人逢事必卜，以龟甲、玉币乃至人牲为祭，铸青铜器，以甲骨文通鬼神。
此时，在商人的信仰中，无上的天地意志、富有独特思想的万物之灵仍是自然的主宰，而其先祖往往与自然界中的图腾——如蛇类，野兽等结合，形成半人半兽的神明之姿，尚未完全脱出古代时期部落图腾式的追奉。
而到了礼法兴起的西周，国家祭祀被分为祭祖先与祭天地两大部分。区分于商人的鬼神迷信，此时周朝供奉祖先的祭祀仪式已经相当完善，祭祀的也是纯粹作为国家领袖的皇室先王，而非与自然物结合后的神话领袖。
其中，土地祭祀在周的祭祀活动中虽然依旧占据重要地位，但其目的与原本大不相同：
出于政治制度的成熟，社会结构的变迁，以及最重要的——农业工具和生产经验的改善和积累，国家与人的观念开始逐渐占据上风，人们铸造工具，修建田地，慢慢意识到人的力量能够改变乃至一定程度上战胜自然。
在周公铸礼，封建治国之后，人们对于社会结构的意识开始变得与从前不同：在过往，部落领袖只是统领民众的个人，并没有上升到抽象领域，成为一种代表政权与领导权的符号；
介于天与人之间的国家概念逐渐成型，国家，统治国家的国君及其家族作为一种新的崇拜对象出现在人们的思想观念里。对于人的崇拜逐渐加强，对土地的理解也开始慢慢产生变化。
此时的土地崇拜，尊奉的不再是“天地乾坤”概念中抽象的、整体的至高意志，而更多的指的是崇拜国家占有、百姓耕作的土地。
土地承载国家，土地养活作物，大地有功亦有恩于人类，因此得到崇拜和祭祀，保护国家领地的社稷神也在这样的情况下应运而生。
二、民俗宗法，天地皇家：祖宗祭祀与社稷大祀的逐步分流
至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各国分乱，国家观念在诸侯们的有意提倡下越发明确，区别于周朝时天子分封的诸侯领土，
国家上层王室开始将礼制牢牢掌握在手中，作为一种彰显身份与政权合法性的手段，土地作为国家之根，其主要祭祀被君王礼官所把持。
民间依旧存有少量的土地崇拜倾向，但这类崇拜与祭祀活动更加偏向于崇敬土地本身，祈祷收成或是避免灾祸。
真正在民间得到发展的，是伴随家族宗庙成型而逐渐强烈起来的祖宗祭祀活动。
春秋乱世，战事频发，人口资源既是军队的重要保障，也耕种土地，确保后方，因此各国都十分重视人口保持与耕作生产。
为了控制迁移，清查人数，各国君主开始有意在改革中逐步建立起户籍制度，同姓宗族观念开始在下层民众中慢慢成型。
另一方面，诸子百家争鸣议法，思想文化界动荡频繁，私学兴起，王室选贤任能，突破传统选官制度，讲求能者居之，为带来建国之策的读书人们封赏高官厚禄。
一些世家贵族随之兴起，上层贵族们没有祭祀天地的大权，但可以用极高的礼仪规制来祭祀自己的祖先，以彰显风度与家族贵重地位，
原本只属于周王室与诸侯贵族们的祖宗祭祀，其一小部分权力与内涵开始下放，而关于天地信仰的祭祀则被牢牢限制在国家领导人手中。
至秦合六国，建立大一统国家，对下推行文字教育，建立户籍制度，对人口进行管控，将同姓人口聚集形成聚落；对上规制礼度，自称皇帝天子，礼法的上下分化更加明确，祖宗祭祀与社稷祭祀共同传衍的主要格局也基本在此时成型。
东汉时期释译经文的名著《白虎通》中，对社稷二神的职能做出明确解释：“社,土地之主;稷,五谷之主。
...土地广博，不可遍敬，故封土以为社，而祀之以报功也；五谷众多，不可遍祭，稷乃原隰之中能长五谷之不氏，故立稷而祭之。”
此时，社稷神的概念已经基本确认，且在后续的朝代延续中少有改变。地神祭祀的礼仪规范在唐朝达到巅峰，唐代国家祭祀典范——《大唐开元礼》是一部为后世所尊崇、保存完好、中国最古老的国家祭祀仪礼的礼典。
在有关吉礼的七十八卷中，卷首三十多卷（到卷三六）都是关于皇帝祭祀天地诸神或有司代行（有司摄事）。其次八卷（卷三七到卷四四，含有司摄事）是有关皇帝在御灵屋祭祀祖先的宗庙祭祀礼。
之后一卷是皇帝祭拜先帝陵的拜五陵，二卷是立春之际皇帝躬耕田地的预祝活动——籍田礼。
伴随礼制完善而来的，是从唐时起持续至明清时期的礼祀之争，即是否有必要
分祭人格化的地土神与作为“地”的至高观念，至明嘉靖九年时的“大议礼”之争，最终定夺为天地合祀改为南北郊分祀，将安定门外的方泽坛修缮后并入地坛，结束了祭祀方泽坛与社稷坛的千余年的纷争。
而民间祖宗祭祀习俗，则伴随世俗文化的变化而经历多次动荡，其节点大致可以划分为汉代儒学兴起时、宋代理学兴起时，以及明市井文化丰繁时期。
汉、宋两代的儒家正统学说均有倡导孝道的成分，宗族祭祀活动由此兴起，加之生产工具的进步与农业经验的增加，人类活动在农业收成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一些原本崇敬自然神的祭祀活动也逐渐沾染上祖先崇拜的色彩，清明节由农业节气到产生祭祖习俗便是一重要体现。
宋明时期，城市商业繁荣，文化思想开放，在工商业盛行的环境中，文人墨客们逐渐创造出志怪神仙、妖物精灵等带有娱乐化、吉祥性色彩的神仙形象，这种拟人化的表达对后续民俗的发展演变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民间土地崇拜中，结合了社稷神色彩与民俗创作的土地公形象便是由此产生。
无论是由皇室礼官主持的天地祭祀，还是由宗族长老主持的家庭宗庙祭祀，其变化发展的核心脉络，都在于“人”与“神”之间的地位变化。
社稷分祭体现了“人重于神”抑或“神重于人”的地位争端，而民间神怪传说的出现，土地神由虚化概念向具体形象的改变，也体现了民众越来越重视人力物力，改造与驾驭自然的能力越来越强。
在明末清初，是否分祀的争论以自然神小胜于人格神结束，也就此总结了中国古代的神灵崇拜基调：以天为基，替天行道。
在西方古代文明史上，我们常可见到宗教文化与国家政权之间的纷争，譬如教廷与国王之间的权力斗争，宗教与宗教之间相互的政治倾轧，
但在中国古代，由于集权制度下的文化大统一，加之集体神观念的主宰地位，罕见国家政权与宗教信仰直接冲突的场合，
无论是外来的佛教抑或本土的道教，都牢牢处于掌权者的控制之下，
在这样的情况下，“社稷之争”反而代替了宗教神学，尖锐地表达出在国家上层建筑中人之力与神之力的相互冲突，
中国古代社稷神文化，基于其农业社会背景，起于对自然的敬畏，终于“天”略胜于“天子”，为后世研究古代民俗、文化思想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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